1938年5月初的某一天，一位年约五十多岁的农村老人来到延安中央军委参谋部，想要进去找人，但被守卫拦住了。守卫询问老人：“您是哪里来的？找谁？”老人答道：“我找我儿子。”

“您儿子是谁？”

“滕代远。”

这位长途跋涉来到延安的老人，正是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父亲——滕国权。自从滕代远投身革命后，便与家中断了联系，直到抗战爆发，滕国权才得知儿子在延安，于是他便筹集了旅费，历经艰辛，终于来到延安。

父子重逢，滕代远自然倍感欣喜，他特意拿出自己的钱，买了一只老母鸡来招待父亲。用餐时，滕代远坦诚与父亲交心，提出希望父亲能够帮忙解除当年由他父母包办的婚姻，滕国权沉默片刻，最终答应了。

展开剩余79%

原来，滕代远的婚姻始于1921年，那时他才17岁，父母为他安排了与年长四岁的谭红玉的婚事。婚后第二年，谭红玉为他生下了儿子滕久翔。然而，滕代远考取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，便再也没有回过老家。多年里，妻子谭红玉独自在家，守寡度日，滕代远对这段无望的婚姻深感愧疚，于是向父亲请求解除这段婚姻。

滕国权离开延安时，滕代远将自己仅剩的4张五角纸币和一个红色布袋交给了他。回到家乡后，乡亲们都纷纷询问：“您的儿子在外面做了大官，回家一定发财了吧？”滕国权笑着回答：“发财？哪里发财，没钱没衣服，跟咱们乡下人日子一样，快快乐乐吃稀粥，过日子倒也舒心。”

时光飞逝，1950年滕代远已经担任铁道部长。一天，一位约20多岁的年轻人来到铁道部门口，被守卫拦下。守卫问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找谁？”年轻人低下头，羞涩地回答：“我找我父亲。”

“你父亲是谁？”

“滕代远。”

这名年轻人正是滕代远与谭红玉的儿子滕久翔。守卫让他稍等片刻，并转身进去报告。过了一会儿，守卫出来问滕久翔：“你带有照片吗？”

“有。” 滕久翔递上一张照片，内心忐忑不安，担心父亲能否认出自己。滕代远接过照片，仔细端详，时而点头，时而微笑，并自言自语道：“像，真像！”

滕久翔终于被请入办公室，秘书向他介绍说：“这是滕部长。”

“爸爸！” 滕久翔激动地喊了一声。

滕代远听后，先是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滕久翔。”

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28岁。”

随后，滕代远接连问了些家里的情况，如亲人姓名、大门朝向、门前有几块石头、石阶几级等，滕久翔答得清清楚楚，滕代远这才确信眼前的年轻人就是自己的儿子。他激动地笑道：“你可真了不起，山沟里的娃能跑到北京来！你在这里好好玩玩，养胖点再回去吧！”

当时，北京的天气已经渐冷，滕代远特意为儿子做了一套棉衣裤和单衣裤，还给了他一根旧皮带。滕久翔看到皮带后，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爸爸，新衣服配上这根旧皮带，太难看了。”

滕代远严肃地回应：“这条皮带不就是一件好物品吗？它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时上级奖励的纪念品，我现在把它送给你，也是一份纪念。”说着，他把皮带系在了自己腰间，神情满意。

几天后，滕久翔向父亲提起了来北京的目的：“爸爸，我在麻阳县做农会工作，觉得没什么意思。您现在是中央铁道部长，能不能在北京给我找个工作，这样我们俩也能常常见面。”

滕代远立刻拒绝道：“不行！”

滕久翔有些失望，觉得父亲过于严厉，但滕代远安慰他说：“按理来说，作为父亲，我应该为你在北京找个工作，但我不能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私利。更何况，你家里有祖父、祖母，还有妻儿，如果你留在北京，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办？还是回老家吧。”

滕久翔思考片刻，觉得父亲说得有理，便决定放弃留在北京的打算。

10月16日，滕久翔返回家乡，临别时，滕代远叮嘱他：“回去后，不要打着我的名义向政府寻求援助，不能提出任何要求。做农会工作要老实，别脱离群众。”

滕久翔回到家乡后，祖母问他：“家里这么困难，你父亲没给点钱吗？”

滕久翔答道：“我下车时，身上只剩了一块五角钱，要再远一点，可能就要饿肚子了。”

1955年，滕代远家乡的麻阳县建立了初级社，滕久翔一家因为缺少劳力，年年成为“超支户”，生活困窘。滕久翔无奈之下，写信向父亲求援。

尽管滕代远担任铁道部长，收入不菲，但考虑到家庭开支和照顾老战友，他的日子也并不宽裕。然而，滕代远还是决定每月寄30元生活费给家人，并为这笔资助定下了规则：“只要能吃得上饭，穿得上棉衣，就足够了。”

1960年，滕久翔的祖母和母亲相继去世，他急忙给滕代远发电报，请求父亲回家奔丧。滕代远收到电报后，虽深感悲痛，但考虑到当时的困难形势，他最终给儿子回电：“工作繁忙，不能回家，丧事从简，请你代我守灵。”

滕代远教子的故事充满了责任与原则，也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